中国是一个盛产酒的古国，同样也是一个以文学传世的国家，自中国白酒起源以后，文学便于酒交织在一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诗与文学便开始了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与中国酒文化史的历史长河中漫长而悠久的结伴航程。
一：酒与诗词
诗人多爱饮酒，这是自古以来不争的事实。不少诗人都是酒中豪杰。东晋陶渊明视酒为“佳人”、“情人”，“无夕不饮”，“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 忘忧物 ” 的指称，便是他的发明。他的饮酒诗主要表现自己远离污浊官场，归隐田园的乐趣，称颂从酒中品到的 “ 深味 ” 。这个 “ 深味 ” ，就是 “ 渐近自然 ” 的人性自由。领一代风骚的曹操，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慷慨悲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常和建安七子一起，“简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熟，仰而赋诗”。魏末晋初的“竹林七贤”全是一群饮君子，阮籍以酒避祸，嵇康借酒佯狂，刘伶作《酒德颂》以刺世嫉邪。刘宋时代的鲍照亦爱酒惜酒，狂歌“但愿樽中酒酝满，莫措床头百个钱”。生平萧索的庾信，有“开君一壶酒，细酌对春风”等饮酒诗14首，以酒寄情，缠绵悱恻。
魏晋之后的隋唐，史称“盛世之治”，既是中国酒文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诗文学的全盛时期。唐代诗人以其开阔的胸襟，宏伟的气魄，借鉴、扬弃了前人的诗酒流韵，转而讴歌“盛唐气象”。既有心神的澄静，又具人性的高扬，活泼欢畅，饱满健举，创造出一种唐人特有的诗酒浪漫情调，使酒文化在这座古代诗歌的颠峰上，流溢出醉人的馨香。著名的饮酒诗人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坛盛极一时的“双子星”。李白现存诗文1500首中，写到饮酒的达170多首，占16%强;杜甫现存诗文1400多首中写到饮酒的多达300首，占21%强。李白以“斗酒诗百篇”，“会须一饮三百杯”为人所共晓，赢得“醉圣”的雅名;而杜甫“少年酒豪”、嗜酒如命却鲜为人知，其实杜老先生更是“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夕江头尽醉归”，直到“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身”的信誓旦旦、死而后己的程度。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自称“醉司马”，诗酒不让李杜，作有关饮酒之诗800首(见方勺《泊宅编》)，写讴歌饮酒之文《酒功赞》，并创“香山九老”这诗酒之会。
北宋初年，范仲淹是“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晏殊是“一曲新词酒一杯”，柳永是“归来中夜酒醺醺”;元佑时期，欧阳修是“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苏轼是“酒酣胸胆尚开张”、“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南渡期的女词人李清照，可算酒中巾帼，她的“东篱把酒黄昏后”、“浓睡不消残酒”、“险韵诗成，扶头酒醒”、“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写尽了诗酒飘零。继之而起、驰骋诗坛的陆游，曾以《醉歌》明志：“方我吸酒时，江山人胸中。肺肝生崔嵬，吐出为长虹”，一腔豪情，借酒力以增强、发泄。集宋词之大成的辛弃疾，“少年使酒”，中年“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晚年“一尊搔首东窗里”、“醉里挑灯看剑”，以酒写闲置之愁，报国之志，使人感到“势从天落”的力量。
饮酒，在唐宋诗人的情感世界中，找到了创作灵感的媒介，想象丰富的奇妙载体。杜甫说：“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 陆游说：“诗情恰在醉魂中。” 辛弃疾说：“醉时拈笔越精神” ，苏东坡更直呼酒为“钓诗钩” 。可见酒对于诗歌创作的情绪引动，环境气氛的熏陶方面具有独特作用，酒对于诗歌创作的浪漫主义风格更是情有独钟。
酒为诗侣，诗见酒魂，诗酒联袂而行的历史演进，在古人心目中积淀为一种逻辑模式：饮酒必须赋诗。不论是群饮行令，还是自斟独酌，诗情都应该是酒兴的必然产物。这种诗酒风习，在唐宋以下的元明清社会也得到传扬。
待至元明清，诗酒联姻的传统仍硕果累累。无论从马致远的“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到陈维崧的“残酒亿荆高，燕赵悲歌事未消”;从李贽的“若言不识酒中趣，可试登高一问天 ”，到杨升庵的“惯春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无不是美酒浇开诗之花，美诗溢出酒之香，正是酒，使诗人逸兴遄飞，追风逐电;正是诗，使美酒频添风雅，更显芳泽。
宋代以后，诗词逐渐衰微，戏曲、小说蓬勃发展。
对于小说家，酒也有类似的激化创作的功效，明清时期尤甚。著名的文学作品《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每天著书均离不开酒，过着 “举家食粥酒常赊 ” 的贫困日子。一部《红楼梦》，可以说是酒液中浸泡出来的作品，其中充满了关于宴饮、配酒、酒仪、酒德、酒趣等知识与描写，都写得十分精彩。有人统计，全书 120 回中，共出现 “酒 ” 字 580 多次。从第 1 回甄士隐中秋邀贾雨村书房饮酒起到 117 回邢大舅、王仁、贾蔷等在贾家外书房喝酒止，直接描写饮酒的场面共有 60 多处，平均每两回就要写一次饮酒。这样的事例在明清其他小说里也能找到。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写关羽温酒斩华雄，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以及桃园三结义等，都借助了“酒” 作传媒与线索，来铺写情节。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描写景阳岗武松打虎，以店家劝阻饮酒， “三碗不过岗 ” 相烘托，更显其醉后英雄本色;描写鲁智深醉闹五台山，也以和尚饮酒，不守清规来加以反衬，增添其传奇色彩，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这类文学作品中散发出来的酒文化韵味，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二：酒与书画
从古至今，文人骚客总是离不开酒，诗坛书苑画界皆是如此。他们或以名山大川陶冶性情，或花前酌酒对月高歌，往往就是在“醉时吐出胸中墨”。醇酒之嗜,激活了二千余年不少书画家的灵感,为后人留下数以千万的艺术精品。他们酒后兴奋地引发绝妙的柔毫,于不经意处倾泻胸中真臆,令后学击节赞叹,甚至顶礼膜拜。
书法有草书，笔走龙蛇是狂草，狂者非笔狂，心逞、心驰也。绘画有写意，意突发，念突生，泼墨即成心中的画境。书法中有“恭笔小楷”，绘画中有“尺规小品”。狂草与恭笔小楷，泼墨与尺规小品，比之于酒，正如豪饮与小酌也。
书圣王羲之，于东晋永和元年与好友聚于绍兴兰亭。流觞曲水，吟诗作赋，，提笔草《兰亭集序》。笔兴随酒兴而生，笔力、笔韵随酒力、酒韵而成。“遒媚劲健，绝代所无”，全文三百余字中，即有“之”字19个，但笔式各异笔韵不同，“千古极品”就在酒中问世了。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究其因由，非物境、人境、酒境合一，于憩然之中挥毫，实难一气呵成旷世极品，三境难再现，《兰亭集序》也就难再现。极品本自天成，亦是酒成。
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
画家中郑板桥，传说其字画不能轻易得到，于是求者拿美酒款待，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者即可如愿。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把戏，但他耐不住美酒的诱惑，只好写诗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郑板桥在酒中“神与物游”，“物我两忘”，其书画均怪，书画均绝。
“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历代名画记》中说他“每欲挥毫，必须酣饮”，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唐明皇命他画嘉陵江三百里山水的风景，他能一日而就。
宋代的苏轼是一位集诗人、书画家于一身的艺术大师，尤其是他的绘画作品往往是乘酒醉发真兴而作，黄山谷题诗说：“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
“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 “暂借酒力长精神”。酒与书法、绘画的缘分，书画家与酒的精彩故事在明清时期仍是层出不穷。
酒文化还是画家们创作的重要题材,诸如文会、雅集、夜宴、月下把杯、蕉林独酌、醉眠、醉写.....无一不与酒有关,无一不在历代中国画里反反复复出现过。杜甫写过一首题为《饮中八仙》的诗,讴歌了贺知章、李琎、李适之、李白、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等八位善饮的才子。此后,《饮中八仙》也就成了画家们百画不厌的题材了。
酒一直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其发展历程与经济发展史同步，而酒又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文化，它与诗词文学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还具有精神文化价值。
